温州人才招聘会王师若时雨——试述王阳明节镇上杭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-上杭报

作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8-02-05 分类:全部文章

王师若时雨——试述王阳明节镇上杭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-上杭报
王阳明(1472-1528),名守仁,字伯安,世称阳明先生。论其历史影响,主要在三个方面:一是“阳明心学”的形成与传播,刷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主流思想,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;二是他率军镇压了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农民起义,平息了朱辰濠叛乱,维护了明朝统治;三是其忠孝爱民的为人为官品德堪称典范,极为后世称道。
明正德十二年(1517)春,为“征漳寇”,王阳明亲自率军屯兵上杭,住察院行台(今上杭县临江镇城东小学附近)。明清以来,上杭人民为了纪念他的爱民功绩,特建有阳明桥、门、祠、书院、别业、时雨堂、怀德祠、王文成公祠等纪念建筑,并将其牌位从祀于上杭文庙大成殿孔圣牌位之右,上杭人民如此追记这位外籍官吏,志属罕见。王阳明在上杭时所撰诗文《回军上杭》、《喜雨三首》、《时雨记》、《书察院行台壁》、《行台夜坐怀友》、《再过行台有感》,忧国忧民,文采斐然,表现了一代大儒的文学与思想风范。
本文仅收集整理王阳明节镇上杭时的有关史料记述,抛砖以引玉,不妥之处,请批评指正。
一、关于王阳明屯兵上杭的时间范围。
王阳明于明正德十一年(1516年)九月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,抚镇南、赣、汀、漳,经兵部尚书王琼力举娜奥美,改提督军务。正德十二年(1517年)正月十六日到达江西赣州,克期于正月十八日,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三省同时起兵会剿,开始“平漳寇”,至四月戊午(4月13日)班师。所以,王阳明“平漳寇”时间应共为86天。其间,王阳明亲自率兵进屯上杭,于正德十二年(1517年)二月十九日从上杭城关出发,攻破象湖山(今永定湖山乡),一直到 “余寇”清剿任务完成安财一卡通,回军上杭,四月戊午(4月13日)班师,王阳明在上杭屯兵时间为52天。
二、关于王阳明屯兵上杭的历史背景。
史载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,“淫牙嬉游,佞佛,自称大庆法王,筑豹房、新寺于禁内,恣声妓为乐,立用宦官刘瑾、谷大用等‘八虎’,蓄义子百余人皆赐国姓,宠信佞臣钱宁、江彬等人,纵其掠夺民田,扩建皇庄300余处,晚年,南巡南京,沿途骚扰,人民弃上摆市,逃匿山林”。上行而下效,全国各地土地兼并日趋剧烈,致使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,官逼民反事端不断发生。河北刘六、刘七农民起义军曾三次逼近北京城星河巫妖,并迅速扩大到山东、湖广、山西、河南等省;而江南之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,亦“盗贼四起”,流窜为患。其中,詹师富与温火烧以福建永定芦溪、象湖(今永定县湖山乡)为根据地,联络广东大伞、箭灌(广东省饶平县)等处,于明正德二年(1507年)反明,至正德八年,“附者日众”,声势日益壮大。为了扩大反明范围,詹师富与江西横水、桶岗的谢志珊、蓝天凤及广东的池仲容、池大宾取得联系,活跃在闽、粤、赣边区,致使“三省骚然”。
在文化方面,明中叶以后,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,已完全暴露了其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弊病,社会弥漫开了普遍性的虚伪。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主张成了强者剥夺弱者,上层剥夺下层的理论武器。人际关系紧张而残酷,阶级矛盾日趋尖锐。
上杭自1368年入明,在明朝统治277年中,天灾人祸不断,在王阳明莅镇之前的150年间,历经大饥、旱荒、暴雨、地震等自然灾害;仅本地悍勇之民迫于生计,集结山林,轮为“盗贼”者先后十余起,加上江西、广东流窜匪患的侵袭,为祸积重翻雨覆云。于是,明朝设置漳南道于上杭,奏请添设永定县,于武平等地设军堡,以分解治理不及之忧。在上杭城内设守御千户所、兵备、巡捕等军事、治安机构,聘请民勇巡逻保卫;于外,凭借“一面青山三面水”地理环境,兴工筑城,1472年,“城成,南临大溪,砌以石,东西北并砌以砖,为门七,各建敌楼其上,周城为守,宿之铺三十有二”。可想而知,当时上杭县城内的社会治安还是相对稳定的。
明正德十二年,王阳明46岁。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,兵部尚书王琼力排众议,为王阳明奏请节制军队的权力,“逐受兵符,改提督军务”。王在京时,初闻“漳寇方炽”,于是决定以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三省夹剿之法,首平漳寇。正月十六日,王离京抵达江西,约定十八日福建军兵进军长富村(今平和县长乐镇),广东军兵进军大伞(广东省饶平县),自己亲自率领江西军兵赶赴福建。初战,三路军兵均获些小胜,各地“贼寇”奔聚象湖山拒守。在进军途中,闻广东军兵已到达大伞,距离自己所处地方稍近,于是,与指挥覃桓、县丞纪镛前往会剿,想迅速平定大伞,既可消灭“漳寇”的增援力量,又解江西、广东的后顾之忧,然后与广东军兵同赴福建。不料,遭大伞“贼寇”突然袭击,覃纪两人仅领兵15人,轻敌冒进,身陷重围,被杀身死,王阳明奋勇抵战,但“势难抵敌,只得收兵暂回听候”。看来,“平漳寇”实非易事,其难度已远远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,三省将官也纷纷要求“请添调狼兵,稍俟秋冬会举夹攻”韩乔生 夏普。朝廷知悉此事后,有见责之意,随即降旨王阳明查明原委,早平漳寇。
为此,王阳明及时对战事进行了反思和调整:(一)贼寇集结象湖山于三省交界处,山高林密,据险而守,与广东、江西“贼寇”相互沟连,非智谋不能取胜;(二)在官府民间有不少“贼寇”内线,我明他暗,泄漏军机,行“十家牌法”,调查田土人口,采取连坐办法,并以“纸牌”密喻严肃军纪及三省夹剿战略战术;(三)兵不堪用,平时作威作福,欺压良善,一遇战事,畏缩不前,于上杭开设练武场(今上杭文庙之右“射圃”),招募三省悍勇民快,集中训练。
稍作整顿之后,王阳明决定坚持以三省会剿兼用疑兵之计为作战策略。一方面,要求三省各部遵奉密喻(纸牌),佯言在上杭犒众退师,等秋后朝廷狼兵到达再行会剿;一方面,差谴卧底密探重生之毒鸳鸯,打听虚实,捕捉战机。“亲率诸道锐卒进屯上杭”,正德十二年二月十九日,“乘贼怠弛”,会选精兵一千五百名当先,重兵四千二百名继后,分作三路,于夜间衔梅急进,直捣象湖山,斩杀詹师富、温火烧等七千有余;福建军兵从南靖出发攻破长富村等巢三十余处,广东军兵攻破敌巢一十三处,“漳南数十年贼寇悉平”。这次战役取得了平漳寇决定性的胜利,也是他提督军务以来的首次大捷,为他日后军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除奉命征漳寇外,王阳明驻县的另一原因是明朝对漳南道的设置。闽总八郡,明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分设福宁、建宁两道管理,福、兴、泉、漳隶属福宁道;建、延、邵、汀隶属建宁道。漳州和汀州分别是两道中最南最远之地,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,“上情不能下达,下情不能遍知”。况且汀漳交界处山高林密,“幽遐瑰诡养枣,艰于往来”,福宁道官吏巡止漳州,建宁道官吏巡止汀州,各自为政,在管理上存在诸多弊病。“有司无警肃,或得侵渔于下;百姓无畏惮,时得肆恣于乡”。终于,从明天顺年间开始,反抗官府力量常在汀漳交界处啸聚为乱,“屡勤王师”。
明成化六年(1470年),顺天府丘昂向上奏请在上杭县添设漳南道,以便管理汀漳两州668卡盟,自此随山开路,建站设驿,对农民起义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。成化二十三年(1487年)又复议请设兵备驻扎上杭。上杭成为一时军事重地。30年后,王阳明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,并总督军务,称上杭“最为重地”。至清康熙四年(1665年)漳南道移驻漳州,在上杭县存续共195年。
三、关于王阳明屯兵上杭期间的爱民功绩及其影响。
王阳明驻县,自正德十二年二月至四月间,历时仅五十日左右,任务是“征漳寇”,行的是杀伐之事。但是,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极重的民本思想,其“上马治军,下马治民”,在历史上对上杭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教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孟子曰:“时雨化之”, 正所谓“王师若时雨”,王阳明的到来就象是一场春雨,洗涤旧尘,润泽大地,让人耳目皆新。
1、严肃军纪,整顿军马。考虑到闽粤赣边政教不及,百姓愚昧,或受人蛊惑,或为官府所迫,常“散则为民,聚则为盗”,而三省多为“骄横之兵”,扰民滋事必将激发更多更大的民变,王师所到,首先是安抚百姓,取信于民,追求的是“不扰民而事办”。其次,对于负隅顽抗者则坚决给予打击,并行十家牌法,军法威严。自此至清代,上杭“民气渐萎,畏官如虎”。
2、广布告示,抚安百姓。宣传《抚安百姓告示》、《告谕新民》等,在警告不法的同时,安顿百姓“安居乐业,毋得惊疑”,并鼓励豪杰忠义之人献计效力。亲自书写告谕文书,翻刻一千多张,派上杭老人刘本义等人到各地方分发,招抚感悔之民。武平岩前刘隆等处乞命招安,王阳明给其田土,视为新民,不少百姓感念他的再生之德。
3、教化地方,劝人为善。王阳明驻杭时,已是“龙场悟道”七年之后,其“心学”渐成体系,他的治世观点在得到普遍认同的同时,也迅速得以传播,他认为,教化不善,导致“民风不美”,这是“民变”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这对于上杭的教育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自此以后,上杭书院、学堂为官府所重视,教育之风大兴,人才辈出。
他的《谕俗四条》,言简意陔,通俗易懂,录文如下:
“为善之人,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,朋友乡党敬之,虽鬼神亦阴相之。为恶之人,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,朋友乡党怨之,虽鬼神亦阴 之。故“积善之家重生八贤王,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。
“见人之为善,我必爱之,我能为善,岂有不爱我者乎?见人之为不善,我必恶之敏度希,我苟为不善,人岂有不恶我者乎?故凶人之为不善,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,由其不能自反也”罗鹰石。
“今人不忍一言之忿,或争铢两之利,逐相构讼。夫我欲求胜于彼,则彼亦欲求胜于我,仇仇相报,逐至破家荡产,祸贻子孙。岂若含忍退让,使乡里称为善人长者,子孙亦蒙其庇乎?”
“今人为子孙计,或至谋人之业,夺人之产,日夜营营,无所不至。昔人谓为子孙作马牛,然身没未寒武偈大师,而业已属之他人,仇家群起而报复,子孙反受其殃。是殆为子孙作蛇蝎也,吁,可戒哉”。
4、接纳忠义,擢拔人才。王阳明与以下三个上杭名人交往甚厚:
梁乔,字迁之,号静轩,上杭城里人,明弘治十五年进士(王为十二年进士),与王阳明同在刑部、兵部担任主事。同因参劾奸臣刘瑾遭到迫害。梁乔是一个忠直之臣,为刘瑾不法之事曾多次上疏武宗米兰贝贝,但均被刘压下,在一次上朝时直言刘瑾罪状,武宗很不高兴,要将其关押以示惩戒,梁乔说,我连死都不怕,难道害怕关押吗?刘瑾伏诛后,任兵部郎中出守浙江绍兴六年,“政惠人和”,“乡宦谢文正迁王文成守仁皆以循良称之”。后以母亲年高归奉为由,辞官回乡,王阳明驻杭时,两人回忆起当年遭遇,百感交集,王在其堂题“爱日”两字,并请旨褒奖梁乔及其母亲、妻子。
李福英,上杭胜运里人(今县东南庐丰、蓝溪、稔田)。勇义过人,“贼寇为害乡里”,李训练乡民自卫,由于捍卫上杭成绩突出,多次受到朝廷嘉奖。本地官民都称他为“义官”,成化六年,“授土巡检世捕其地”,以维护上杭治安。王阳明从首平漳寇到平息朱辰濠叛乱,所有军事上的成就都与倚重李福英有关。当“兵不堪用”,徘徊无策时,是李福英为他提供了近千名已训练好的上杭民快,并在上杭射圃练武场为他操练三省民勇;是李福英鞍前马后,从福建到江西,一马当先,奋勇杀敌。最为王阳明感动的是,当朱辰濠叛乱消息传来温州人才招聘会,在兵无防备,江西不少府衙迫于形势投降朱辰濠的紧急关头,是李福英练选名下精悍民勇一千人,日夜兼程,第一个赶赴江西听凭他的调用。
陈谏,字几伯,上杭城里人,以教书为业,谨守程朱之学,“虽饍粥不继,晏如是”,志向高洁,为上杭名士。“令举乡宾,给冠带毕鑫业,不受,曰:士不耻无名,耻不学”。王阳明驻县时听说后,特地去拜访他,并请他为军效力。
5,体恤民情,不苛重赋。主张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,坚持反对调用“狼兵”,以免杀伐过重,给闽粤赣边区带来新的灾难。奏请从实际出发,“一寨可攻则攻一寨,一巢可扑则扑一巢”,“量其罪恶之深浅而为抚剿,度其事势之缓急以为先后”,向上直言“若复加以大兵,民将何以堪命”。另外,在筹措军资方面,认为“贫民则穷困已极,势难复征”,建议请发内帑,并将上缴分派到州与各县衙的上杭河税作为用军之费。屯兵上杭,不劳民力,不取民财,不重累商人。
6、修筑浮桥,惠及于民。上杭地处汀江中游,古时交通主要靠水运,上至汀州,下入韩江,为交通要地。但“一面清山三面水”的地理环境却极不便于本地百姓的来往与出行。明成化十年(1474年),始建浮桥,“桥以浮名,作船于水,比之而加板于其上,以通往来者也”,但这种桥容易为大水冲毁,成化十二年(1476年)重建一次,不久又被水冲毁,官府便失去了再建浮桥的信心。直至四十一年以后,王阳明看到汀江两岸百姓渡船来往既缓慢又不安全,于是出军资为上杭百姓重建了浮桥,上杭人民为了感激他这一实事好事施笑朔,将该浮桥命名为“阳明桥”。
7、为民祈雨,诚感百姓。王阳明在县屯兵之时,上杭大旱,田焦地裂,百姓正苦于无水耕作。王阳明应官民之请,在驻地(察院行台)率众祈雨,果然,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,雨后,王即亲率军兵到各处清剿“余寇”,雨虽然下了,但却不能满足农业耕作的要求,“民以为未足”。让百姓感到惊讶的是,当他回军上杭时,竟又连降三日三夜的大雨,“民乃出田”,称“时雨”。他登上城南之楼观察农事,只见“山田旱久兼逢雨,野老欢腾且纵歌”,也许是百姓的情绪感染了他,他欣然将这次行军与祈雨的经过书写在察院行台墙壁上,本地官绅也请求把祈雨之堂命名为“时雨堂”。但他对于求雨的认识,终归于“民”与“诚”两字而已狐狸送葡萄。若干年后,他在《答佟太守求雨》一文中是这样说的:“古之岁旱,则为之主者减膳撤乐,省狱薄赋,修祀典,问疾苦,引咎赈乏,为民遍请于山川社稷,故有叩天求雨之祭,有省咎自责之文,有归诚请改之祷。……未闻有所谓书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”。“仆虽不肖,无以自别于凡民,使可以诚有致雨之术,亦安忍坐视民患而恬不知顾,乃劳执事之仆,仆岂无人之心者耶”。“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,勿惑于邪说,勿急于近名。天道虽远,至诚而不动者,未之有也”。
四、关于对“阳明心学”的思考。
思想是行动的指南,历史证明,在混乱的社会意识指导下,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。春秋战国时期,诸子百家争鸣,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以“焚书坑儒”结束了当时学术思想界纷杂的历史局面。汉武帝却以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意识,但自汉至唐,汉儒只重考据曾繁旭,唐儒只重注疏,反而忽略了社会主流意识的进步,尤其是后来佛、道、儒三种思想并驾于世,社会主流意识又一次出现混乱局面。至北宋,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颢、程颐郭雪姣,结合儒学与佛理,创始了“理学”,主张“存天理得月街,克人欲”,上下人心方同。到南宋,又出现了两种思想学派,一种是朱熹在周程的基础上,古丽扎娜吸纳道家精髓,继承发扬了理学,主张“复尽天理,克尽人欲”,社会伦理道德表现为“三纲五常”,这就是“程朱理学”;二是陆九渊另创“心学”,主张“心即是理”、“宇宙便吾心”,王阳明继承和发扬的就是陆九渊的“心学”,认为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理”,后人称“阳明心学”或“王学”。
王阳明“平漳寇”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,发展经济,关注民生,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的确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首要课题。有人说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,也有人说王阳明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侩子手,但王阳明的“心学”迎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,甚至超出了历史与政治,超出了国界。很多学者认为“阳明心学”的横空出世是救世良方,明朝的统治没有在正德年间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,反而继续延治了150年,很大程度上归功于“王学”。然而,“阳明心学”仅仅是学术思想,是一种社会主流意识,它的社会作用竟会如此巨大,不得不让人深思。
至今年,新中国成立60年,其中改革开放30年,我们有目共睹的是,国家经济社会发展,国力逐步强盛,人民安居乐业。但在文化思想领域,我们还需经常作历史与现实的反思,面对东西方的文化激荡,我们要善于“以史为鉴”,善于“扬弃”,从实际出发,从民情出发,从人心出发,与时俱进,使国家意志与民情人心大同。努力构建科学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。
文化的精义在于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。朱熹理学要“克尽人欲”,高高在上的皇帝做得到吗?大小官员做得到吗?都做不到,就连朱熹自己也做不到,只是强迫天下百姓去做到。这就是朱熹理学后来成为“假道学”价值取向的原因,用“假道学”来作为衡量社会道德与行为的规范标准,其结果是从朱熹到王阳明300年间,农民起义不断,朝廷更迭频繁(历经南宋、元、明三朝)。再者,价值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,是总结、实践、再总结、再实践不断反复、提炼的过程,这是文化工作的本义。如果把文化工作仅仅认作是开展一项活动,举办一次晚会,未免失之简单,流于肤浅,而是要坚持按文化发展规律办事,不断地凝聚、提升社会意识来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服务。
上杭地处闽西中心位置,是著名的革命苏区县、重要的客家发祥地之一,在这块热土上沉淀了优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。我们就是要充分挖掘、利用这些资源优势,打造文化强县,在人民群众的心理真正筑起“知我家乡,爱我上杭”的文明之墙。”